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史作为一门研究经济现象在历史维度中演变的交叉学科，其学科范畴内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深受经济学者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关注。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现象的理解，同时也使得我们从历史现象中总结出有益启示，为当下与未来的经济治理提供参考成为了可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丰富的经济史料逐渐被发掘，我国的经济史研究也走向了新的高度。主要表现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得到了延展，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开始出现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中。除此之外，1986年成功创办的专业性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也为经济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阵地，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史学科发展与影响力的提升。
目前，已有国内学者开始对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刊发了一系列综述性文章。整体而言，这些综述类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于特定年份下的经济史研究成果的整理，例如赵凌飞分析了201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特征，并且提出了学科未来研究的展望[1]。田晓忠则发表了有关于2015年宋代经济史研究成果的综述类文章[2]，李华瑞梳理了国内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的相关成果[3]。另一种为研究者将其兴趣点落脚于经济史研究体系中的某一细分领域下的相关成果整理，这方面有江怡[4]与雷鸣[5]分别对经济史研究中的“民营经济史”问题与“官商”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其余的很多经济史综述类研究成果也大致可归纳为以上两种，故不再赘述。
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现有学者对于经济史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总结似乎在时间维度与研究范围之间存在着两难，从较长时间维度下分析与梳理经济史研究学科的成果并不多见。笔者认为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是由于在长时间维度下的大样本文献资料的收集、梳理与分析存在着较大难度，所以使得相关研究的开展可行性较低。但近些年来，随着信息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文献计量学开始在一些领域得到了应用，并且体现出了较大优势。传统的文献梳理多呈现出偶发式的、个体抽样式的归纳研究特征，很难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加之这种研究方法过多地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认知与学科把握能力，很多时候难以在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一致性方面取得共识。而文献计量学恰恰是基于长时间维度下大样本的文献数据分析，同时其结果的呈现是基于定量数学模型运算得出的，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文献梳理研究中的不足。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相关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进行分析，力图揭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前沿变化趋势，把握经济史研究的变化方向。这不仅有利于梳理我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厘清学科发展脉络，凝练相关领域的核心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中，采用CiteSpace计量分析软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趋势进行分析和研究。CiteSpace是一种文献计量分析的可视化工具，对于绘制学科知识图谱、展现学科变化趋势等，具有较强的可视化功能。对于全面揭示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前沿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能直接展现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信息全景，识别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关键文献和前沿研究方向[6]。
(二)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资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自1986(创刊)—2018年的全部研究类论文。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剔除了有关征稿、书评、会议报道等相关内容，经过整理，一共得到2238篇论文。之所以仅选择《中国经济史研究》为数据来源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来由于经济史研究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社科类学科，所以经济学与历史学的期刊均会刊登相关论文，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类刊物与高校学报有时也会刊登相关论文，但是这些期刊刊登的论文均相对较为零散，相关数据无法批量导出，若单篇进行收集的话则难度较大且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需要说明的是，厦门大学所主办的刊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一本刊发经济史论文相对较多的专业型期刊，但经过笔者比对梳理发现该刊物所刊发的论文中有相当比例的为社会经济交叉领域的史学论文。而且由于该刊的办刊宗旨使得刊发论文的选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倾向性，若将该期刊纳入研究样本，在某种程度上会人为扩大某些研究领域成果的比重，所以文章在样本收集中仅选择《中国经济史研究》这一本刊物。其二，《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国内经济史研究的权威期刊，不仅载文量大，且载文的内容基本是中国经济史方向的研究学术论文。而且自创刊以来，该刊一直坚持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新问题等原则，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三、研究热点前沿与变化趋势
(一)整体知识图谱分析
本文选择1986—2018年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刊发的2238篇相关文献，采用CiteSpace软件对研究频次较高的词汇进行探测。在具体操作中，选取时间节点为1年，将关键词作为节点类型，运用Bursts检测算法对关键词的变化趋势进行测算，在 Thresholds模式下，按照(4，4，15)(4，4，15)(5，5，20) 选取阀值[7]，在CiteSpace中绘制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知识图谱。具体情况详见图1。
图1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知识图谱
通过对知识图谱的分析发现，近现代经济史、明清经济史和两宋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断代。研究内容上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劳动者”“经济体制”是高频关键词，说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内容集中在农村农业、经济体制商业管理等方面。
(二)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突现变化与趋势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时间序列变化的趋势分析，可以发现研究热点的变化规律，从而让研究者对学术研究的热点趋势进行整体把握，了解研究领域的演化动态，对未来研究的动向进行有效的预测。在分析突现主题术语时，可利用突现词探测技术和算法，通过考察关键词词频时间分布，从中探测出频次变化率高的主题词[8]。具体步骤:时间切割设置为1年，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选取软件自带的Bursts检测算法，Thresholds模式下选择阈值，然后运行CiteSpace并导出相关数据，整理出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突现词信息表。
表1 中国经济史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突现变化与趋势关键词 强度 开始年 结束年 1986—2018财政管理 3.8987 1986 1991 ▃▃▃▃▃▃生产方式 4.906 1986 1992 ▃▃▃▃▃▃▃生产力 7.0155 1986 1992 ▃▃▃▃▃▃▃金融机构 3.5751 1986 1987 ▃▃农民 3.6066 1987 1988 ▃▃剥削阶级 4.583 1988 1992 ▃▃▃▃▃资本主义 4.5142 1989 1990 ▃▃思想体系 7.0952 1989 1992 ▃▃▃▃近代经济史 9.4549 1989 1992 ▃▃▃▃商人 5.1335 1989 1993 ▃▃▃▃▃乾隆 4.1719 1992 1996 ▃▃▃▃▃粮食 3.9202 1993 1999 ▃▃▃▃▃▃▃市场经济 6.318 1994 1998 ▃▃▃▃▃经济体制 4.6615 1994 1998 ▃▃▃▃▃经济 8.2235 1997 2004 ▃▃▃▃▃▃▃▃劳动者 3.6262 1998 2001 ▃▃▃▃唐代 3.8309 1998 1999 ▃▃企业 3.8309 1998 1999 ▃▃工业化 4.4736 1999 2016 ▃▃▃▃▃▃▃▃▃▃▃▃▃▃▃▃▃▃经济史研究 7.5186 1999 2011 ▃▃▃▃▃▃▃▃▃▃▃▃▃土地 4.2545 2000 2001 ▃▃企业管理 5.8004 2000 2015 ▃▃▃▃▃▃▃▃▃▃▃▃▃▃▃▃明清 6.0938 2001 2016 ▃▃▃▃▃▃▃▃▃▃▃▃▃▃▃▃江南地区 4.2941 2002 2006 ▃▃▃▃▃商品经济 6.5567 2003 2018 ▃▃▃▃▃▃▃▃▃▃▃▃▃▃▃▃宋代 8.6953 2004 2016 ▃▃▃▃▃▃▃▃▃▃▃▃▃近代 7.46 2007 2018 ▃▃▃▃▃▃▃▃▃▃▃▃清代 15.5584 2007 2018 ▃▃▃▃▃▃▃▃▃▃▃▃新中国 4.1936 2009 2013 ▃▃▃▃▃民国 4.3325 2011 2015 ▃▃▃▃▃近代中国 5.3621 2011 2016 ▃▃▃▃▃▃市场整合 3.8698 2015 2016 ▃▃
1.断代经济史研究特征
从发展趋势可以清楚地看到近现代经济史与明清经济史研究一直是断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一直贯穿研究始终，明清经济史研究在研究时间段内也一直成果不断。相对而言，宋代经济史、唐代经济史等研究则有一定的时间特征，例如宋代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2004—2016年内，其突点较多，说明这一时期宋代经济史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前沿。期间除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了关于宋代海外贸易、海上交通运输研究的兴起外，还有宋代的救荒、社会救济等新兴研究领域的兴起。
2.区域经济史研究特征
从区域上，江南地区无疑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前沿。进入宋代以后，江南地区成为我国经济的重心，在区域经济史学研究中，江南的经济史研究更是重中之重。分析发现2002—2016年，江南经济史研究出现了多个突点，表明这一时期关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特征，表现在江南流通市场研究的兴起、尤其是江南的外贸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关注。还有学者关注江南地区的赋税制度变化，例如方兴就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分析了江南地区的赋税变化[9]。还有关于江南地区的消费结构、市镇人口、生态农业等研究热点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研究的断代主要是宋代、明代和清代。整体而言，宋代及明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全国最高，又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但是关于江南地区的经济史研究时间局限明显，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宋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关于鸦片战争后的江南经济研究并不多见。实际上，鸦片战争以来，江南地区也是社会转型最为剧烈的区域之一，对近代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变化进行研究有着现实意义与学术意义，但是关注相对较少，略显遗憾。
3.不同时期下的研究热点与前沿
(1)20世纪90年代以前，研究的主要焦点集中在生产方式、生产力、剥削阶级、资本主义等研究的关键点上。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的研究，早在文革以前就有，不过由于政治因素，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都偏重于生产关系的研究。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有关于生产力的研究才开始逐步得到重视。1982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对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关系研究达到高潮。会上有学者把经济结构理解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结构，也有学者把“经济结构”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探讨此起彼伏。[10]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整个过程中，资本主义与剥削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等问题，一直是20世纪的研究热点。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实施“一化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等实行社会主义再改造，经济史中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就开始兴起，以从历史中为决策寻求现实依据。不过由于政治需要，对资本主义的罪恶研究更多，研究方向难免有失偏颇。改革开放后，强调大力发展经济，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方向开始回归正轨，从客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的成果开始丰富起来。根据数据统计，发现在1980—1990年间发表的经济史论文中，有30%左右的论文都是讨论资本主义的[9]。这一系列研究中，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发展水平做了较多研究，多数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做了客观上的描述。例如丁日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主流[12]。马敏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也有部分学者以企业的个案分析法，对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以及内部管理经营等方式进行了考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13]。
(2)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商人、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企业与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在市场经济研究方面，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商品经济、市场体制、市场经济等问题逐渐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市场经济、市场史的研究逐步增多，尤其是中国市场史、明清传统市场的研究成果较多。吴承明对这一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早在1985年，他就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对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了考察，对传统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中外历史都存在市场转变的过程[14](58-62)。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市场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注传统各类市场的发育及其相互关系，诸如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城乡市场等研究、畜牧市场较多。例如魏金玉对中国传统市场的特色进行了考察[15]。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市场价格的研究也开始得到重视，例如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对清代的市场整合进行了研究[16]。诸多研究成果的发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理论上推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研究的发展，实践上也为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在商人的研究上，彭南生认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进行资产阶级相关研究的时候也有部分文章探讨商人团体，但是研究并不多，单纯关于商人团体的研究只有少数单篇论文发表，且主要集中在商会的活动、性质等问题[1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加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企业研究的开展，关于商人的研究才开始逐步丰富，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宽，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入，无论是论文的数量还是论文的质量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其中，商帮史的研究成果较多，与此同时，关于商会史的研究也开始丰富，例如史建云就论述了商会与农村经济之关系[17]。这一时期，专门研究近代商会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同时关于同业公会等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商人团体史研究的硕果累累。
在企业研究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上，数量相对较少。改革开放初期对洋务运动的再讨论，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对于企业史的研究开始逐步得到重视。这些研究主要分为公司史、行业史、企业制度的研究。例如在公司史的研究上，潘必胜对荣家企业的组织与经营发展展开了研究[18]。在行业研究上，李一翔就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业对棉纺织业的直接经营问题[19]。彭南生认为，如果说关于企业史的案例研究是微观的，那么1990—2000年间的行业史研究展开表明关于对企业史已经步入中观层次[11]。这一时期，关于行业史的研究不仅集中在银行业，对于制药业、丝绸业、民族工业史等研究也数量可观，但是大多数仍停留在对一个行业兴衰的探索，对于企业管理制度的研究尚不多见。
(3)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企业管理、商品流通、工业化等领域上。在对企业管理的研究中，2000年以前研究的重心是企业史；2000年之后企业管理的研究逐渐后来者居上，企业制度的探讨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作为市场最为重要主体的企业，其组织形式与制度的创新和完善迫切需要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企业管理和公司制度史的研究成为新的焦点，学者们着重探索企业制度史的变化规律。例如王小映对我国企业制度演变进行了规律的探索[20]。与此同时，一大批探讨近代企业的组织形态、制度演变等的学术专著陆续出版。尤其是近两年来，中央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对企业制度改革做了顶层规划，学者们对企业制度史的研究亦日益增多，企业史的研究更向纵深发展。整体而言，关于企业史的研究，已经由之前的个案到一般、微观到中观逐步拓宽到更为宏观研究视角上去。研究方法上，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都得到了广泛运用。
在商品经济、市场整合等研究中，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关于商品经济的研究日益增加。早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商品经济的研究已有成果，例如吴承明早就注意到，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离不开对市场的分析。1990年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学术界对于国内商品市场的研究、区域市场的研究、专业市场的研究等成果日益丰富。尤其是随着证券、股票、交易所等专业化市场的发展，股票、证券市场史等领域更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在商品经济研究领域，消费史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例如王玉茹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21]，常明明对建国初期农民的支出展开了研究[22]。但是整体上来看，对于商品经济、市场整合、消费经济的研究都过度依赖于计量模型，相关资料的统计工作略显落后，大大制约了这一方面研究的深入。
在工业化的研究上，20世纪80年代对民族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工业化的研究，但是很少有单篇论文专门探索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变迁的历程，工业史的研究往往与资本主义和洋务企业的研究关联。进入新世纪后，工业化的研究一方面注重工业发展规律的探讨，例如汪敬虞对1933—1946年中国工业生产力的变动进行了规律的探讨[23]，申晓勇对1949—2015年中国国防工业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进行了规律探讨[24]，郭旭红对1949—2016年新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规律的探讨[25]。另外，还有学者论述工业发展的环境支持，例如姜长青就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支持与江苏省工业发展进行了探讨[26]。也有学者对工业改革问题进行了描述，例如赵学军对20世纪50年代私营工业企业“公私合营”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了经济体制变革中的“混合所有制”。近年来，我国对工业的发展尤为重视，尤其是对于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政策上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27]。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全力支持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学者们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探索工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寻工业产业改革的历史经验等，都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四、结论
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笔者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焦点集中在生产方式、生产力、剥削阶级、资本主义等研究的关键点上；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商人、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企业与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21世纪以后，研究的重心在企业管理、商品流通、工业化等研究上；从区域上分析，江南地区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前沿。
我们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史研究的成就，可以发现无论是研究的论文数量，还是对于史料的整理，以及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等，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问世。尤其是在理论方法上，计量经济在史学方面的研究不断拓宽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经济史研究摆脱了政治的枷锁，其研究开始逐步反映经济史原来的客观面貌，尊重学术的理性，逐步走上了正轨。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在于政治环境的逐步改善；另一方面也在于文革后，对于学术的逐步尊重，推动了经济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核心研究团队与研究作者群正在形成，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领域也成果频出。但是在看到一系列的成绩之时，更需要冷静思考，反思经济史研究的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深入?从研究热点趋势的变化上进行分析，近四十年来，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已经由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等逐步转变到市场经济、企业管理、工业发展等，充分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时代特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化发展才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主题。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了我国的战略发展方向，对新时期我国社会的矛盾特征、经济结构矛盾等做了全新论述。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经济史研究该如何从历史经验中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等寻找规律、探索经验，更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当前经济史研究的断代研究多，关于长时期经济现象和规律的探索研究相对较少。李根蟠就指出自从建国以来，我国历史研究基本按照断代展开，经济史的研究也大抵如此。政治史的研究以断代作为依据具有可取之处，但是如果将经济史的研究也局限在断代上，即人为将连续的经济规律进行割裂，那无疑是划地为牢[27]。经济的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延续性，如果能打破时代的局限性，跨越断代的雷池一步，必将有利于经济规律的更深入探索，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将会大有裨益。改革开放近40年，经济史研究成绩斐然，如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突破时限，放归整体，经济史研究必然迈向新的高度。
纵观本文，即使通过CiteSpace在长时间尺度上对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与分析，但是本文的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其一，由于种种原因，本文只选择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本期刊的载文，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中国经济史研究》作为经济史学界研究的权威刊物能基本反映出经济史研究的脉络变化，但样本数量难免不够且范围有限。而且该期刊创办于1986年，此时已开始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期，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研究难以全面呈现，使研究内容可能存在偏颇之处。其二，文章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关键词进行文献的计量分析，尽管能对文献的基本规律和研究热点趋势进行计算，但是很多论文的关键词与文章内容CiteSpace软件并不能精准识别，尤其是在进行断代分析时，可能会存在遗漏部分文献的可能性。因此未来应该扩大期刊收集范围，通过进一步的文献搜索，整理出我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大样本资料库，进而对经济史研究的整体热点与趋势进行分析，提升研究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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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网址: http://zgjjs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417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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